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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造物在人类文明史中其实可以起到标签的作用，它们存储了所属时代1的坐标信息，一旦被封藏于墓葬或其他礼仪性瘗坎，便脱离了自身所属时代的历史轨迹，成了那个时代的化石。

研究造物意味着读取被造物封存的历史信息，意味着我们要对它们进行有效地解码。解码是有条件的，首先要对造物与图像共处的场域作正确的认知。'以往的研究对关于造物所处场域方面的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和讨论：研究壁画者通常不大关心壁面下方放置何物，壁面前方又有何物，壁面朝向有何特点；研究器物者一般也不关心器物的摆放方式、位置、组合规律，器物品质的对比关系等。这样的研究随意性很大，不是在一个统领全局的整体意识或场域观指导下展开，其结果往往不是盲人摸象，就是隔靴搔痒，抓不住问题的关键，在遇到解释不清的细节和问题时，往往采取“回避政策”，或者毫无根据地胡乱揣摩，甚至只选择有利于文本讨论的细节、论据，或者个案，结论自然靠不住，遑论学术价值。

然而，出土的造物或者是遗物在历史空间中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存在。今天博物馆中呈现于我们眼前的造物，多数情况下既非古人眼中所见的造物，也不是与当下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我们甚至不能说今天所见到的“古代造物”就是古代人们所创造之物的遗存。在马王堆汉墓发掘的现场，膏泥内发现的翠绿竹叶，一暴露到空气中就瞬间碳化，其陨灭的速度可谓令人“猝不及防”。兵马俑也有类似的情况，它们身上的色彩在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中，大多数都消褪无遗，只有极少量的兵马俑，出土时身上尚且残留着五颜六色，有些甚至可以用艳丽来形容（虽然这种情况目前尚不能推广到全部的兵马俑上，但很有代表性）。画像石也是如此，神木大保当的画像石是彩色的，但是更多地区的画像石什么颜色也没有。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一概而论，那些吴光作现的惊艳醉间就是古代造物封存于地下之时的本来样子。但从考古发掘出土的总体情形来看，色彩消褪，痕迹模糊，却是出土遗物蜕变的大致趋势，可见它既不是古人造作它们或者埋瘗它们时所见到的原本面目，也非大多数人在博物馆中所见。'更多的情况是，我们常常以“包浆”“沁”“拙朴”之类的标准用来审视...

以笔者所见，事物之表面饰以各种间色、复色为基础的灰色装饰图案组合，恰恰反映了现代文明语境下的色彩观。在中国古代，人们使用的着色剂以矿物质颜料和植物颜料为主，其颜色与今天的化工颜料相比，色彩的饱和度并不见得会低多少，不足之处仅在于可能会比较容易褪色，即色彩的纯度（或饱和度）不易保持。曾有当代艺术设计理论提出，古人所使用的颜色以灰色系列为主，色阶差别较小，对比温和，显得高贵、典雅，并极力主张弃用现代工业生产带来的鲜艳色系，恢复古典时代的色彩观，甚至回归到手工萃取色素的手法上去。但问题是，古人其实一直致力于提高色彩的饱和度、稳定性。就陶器装饰（陶器上的色彩经过高温条件下的化学反应，相对来说不易受环境影响，表现极为稳定）规律的发展状况来讲，越是鲜艳、对比强烈的颜色出现得越早。原始时期的彩陶，色彩单纯、热烈，发展到磁州窑时，虽然一般只装饰黑白两色，但是其对比度也极为强烈，景德镇的青花瓷系，再往后出现了斗彩，颜色越来越多样，甚至是五彩缤纷。可见寻找色彩对比强烈、富丽堂皇一直是古人在追求装饰品质上努力的方向，而并不像现代设计师们所理解的那样。灰色或者灰色调子，其实是为古人所鄙弃的。认识灰色的价值是现代科学的产物，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光学、视神经学的发展，使人们对色彩、光、视网膜成像规律有了深入、系统的了解。对色彩在各种场合中的作用、功能和特点加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灰色，作为一种中性、温和的色彩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同时，由于它与老旧的古物、苍白的遗存相联系，因此，在情感上也逐渐被抬高到高贵、典雅的贵族地位。可见古董有其当代性，文物遗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

刘泽华总结过：“在当时（周初）看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括在德之中。归纳起来有如下十项：1。敬天；2。敬祖，继承祖业；3。尊王命；4。虚心接受先哲之遗教，包括商先王的成功经验；5。怜小民；6。慎行政，尽心治民；7。无逸；8。行教化，‘惠不惠，懋不懋’。惠；爱；惫；勉。大意是用爱的办法教育那些不驯服的人，勉励那些不勤快的人使之勤勉；9。‘作新民’，重新改造殷民，使之改邪归正；10。慎刑罚。”“德是一个综合概念，融信仰、道德、行政、政策为一体。依据德的原则，对天、祖要诚，对己要严，与人为善。用于政治，最重要的是保民与慎罚。”1在《尚书》中，周公未明确定义“德”的具体内涵，他把人间帝王的各种行为和品质都称为“德”，如“大德”“元德”“宁王德”“文祖德”“桀德”“受（纣）德”“暴德”，等等。伐纣的成功，使他认识到帝王行为的“善恶”关系到王权的兴亡和臣民疆土的安定。如果我们不试图从形而下的实证角度去看“善恶”，而是从一种抽象的价值评判标准来看，周代确实建立了一种新的很有弹性的善恶观念——“德”。

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24页。

不断受到新兴部落的侵蚀，然商600多年的统治力量依然雄厚。周初统治者一方面通过分封来稳住局势（加强宗族势力，笼络异姓，打击、拆散、迁移与起用殷旧族），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地征伐反对力量来进一步完成国家大一统使命。但钱穆也忽视了西周崇尚“德治”的丰富含义。它

并不指向私德，也不是简单地善恶评判，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家国之“德”。同时，西周的德与贤都常常指涉具体的、取得某种成就的能力，而不仅仅表示抽象的个人伦理德行。1这一种混融性的“德”包含了丰富而现实的含义，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它为现实的政治军事行动提供了合理的基础。周代的伟大创造正在于把武装侵略与道德权威有机而内在地统一于“德治”的意识形态之中，变成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并行不悖。也不妨说“德治”本来就包含着某种内在的紧张，“德”是通过“治”实现的。

周秦之变却没有提供新的制度价值核心思想与政治意识形态，只在原有“天子”“德治”框架内进行调适。汉代以后的“儒表法里”政治文化只是一种新的皇帝中央集权的有效治理方式，但在意识形态建构领域并不能算是一种全新创制，而只是西周以来意识形态的逐渐深化与成熟。如学者赵鼎新所说，是儒学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结合而成一种“帝国儒学”形态。2

1笔者曾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比德观》（2005届，南京艺术学院）第一章第一节中对周代“德”字含义略作梳理。“德”是后起字，其原义比较具体丰富，非仅是后代儒家不断窄化的伦理化道德。西周时，“德”字仍然常用于泛指某种取得成就的具体能力，直接通“得”，后渐渐用来泛称事物的特定属性，东周之后的道德危机导致的伦理论争，才充分激发了伦理化的道德含义。

2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一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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