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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所录系作者对国学、“西藏问题”和学术方法等热点问题的思考，发表以来深受学界和文化界好评。作者的“大国学”理念别具一格，对“语文学”的阐释和倡导发人深思。长达十六年的海外游学经历，结合扎实的专业知识背景，使作者对国际视野中的“西藏问题”有非常透彻和独到的见解。通过对一个西方后现代的乌托邦神话——“虚拟的西藏”（即香格里拉）的解构，作者为世人理解西藏、西藏文化和所谓“西藏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初识冯其庸

闲话国学与西域研究

我们能从语文学学些什么？

我的心在哪里？

说学术偶像崇拜和学术进步

东方主义话语与西方佛教研究

大喜乐崇拜和精神的物质享乐主义

《欲经》：从世间的男女喜乐到出世的精神解放

寻找香格里拉——妖魔化与神话化西藏的背后

说跨文化误读

谁是达赖喇嘛？

也谈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

我读马丽华

《汉藏佛学研究丛书》编辑缘起

说汉藏交融与民族认同

写在《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出版之际

后记

沈卫荣，1962年生于江苏无锡，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1998年毕业于德国波恩大学，获中亚语言文化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宗教高等研究院副院长、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哈佛大学印度梵文系合作研究员、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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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冯其庸

　　2005年10月，我意外地收到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来信，说是奉冯其庸先生之请，邀我加盟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筹建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我与冯先生素昧平生，只知道他是红学大家和兼擅诗、书、画的大师。人大礼请冯先生出任国学院院长实乃众望所归，但他何以要招我回国在国学院成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呢?带着很多的疑问，我很快从东瀛飞回北京，随即赶往京郊通州芳草园，拜会瓜饭楼主冯其庸先生。

一见到冯先生我就感到分外的亲切，意想中的硕儒、乡贤原来更像是一位慈祥的邻家大爷，一口浓重的乡音顷刻间让我找回了在十六年海外漂泊中早已失落了的根。其实，我的老家离钱穆的故土不过三五里地，但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斯文。而冯师母竟然和我一样来自甘露——一个曾以出产酱油而小有名气的江南小镇，这让我平生次对自己的故乡有了几分自豪。江南古来多出才子，但这早已经成为不可再现的神话。如今大概也只有在瓜饭楼中才能领略当年江南文化的余韵，也只有在冯先生身上才能体会到江南才子的情怀。

　　瓜饭楼从外表看挺像江南农家小楼，但其内在却凸现出今天的江南已经很难见到的文化气息。院子里耸立着的两块江南园林中常见的巨大的太湖石，一袭紫藤挂在石头背后，周遭疏疏朗朗有几枝世上罕见的古梅，自然凑成一幅国画图样。瓜饭楼内到处是罐、瓦、碑、像，冯先生一一介绍，这是秦砖、汉瓦、魏碑，那是唐代的石雕、明代的铜像，很难想象这些东西件件货真价实，但冯先生对它们的热爱却让我看得真真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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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类是带着一些“背景书”来云游和探索这个世界的，这来自我们的文化传统，并且先入为主地规定了我们对世界的观念。我们出游时往往就已经知道我们将要发现的是什么。不管旅行者实际上所发现的、见到的是什么，任何东西都将借助它们才能得到解释。

荣格以同情东方宗教，特别是佛教著称。他于1936至1944年间写过一系列对佛法的评论，以及有关转世、瑜伽、坐禅、坛城、心性等佛教概念、仪轨的诠释。……但荣格实际上是19世纪西方关于东方意识的种族主义理论的继承者和精心制作者。他认为东方人“从来没有失去过于原始根源的联系”，具有一种“集体内向的态度”，陶冶着“原始的心灵”，且正走回到“自然的母体深处”。他设定有一种“特殊的亚洲意识心理学”，把亚洲人置于欧洲人常态的限定之外和之下。他坚持要为东方代言，然常常在认同和异化之间左右摇摆，又一贯地将亚洲宗教涂抹上异国色彩，警告欧洲人不要去修习那些定义不明的瑜伽。

佛教的发展从小乘到大乘再到金刚乘，即密教，成佛的途径有了巨大的变化。小乘的修行非常艰难，别说成佛，就是要修成罗汉，也必须在寺庙里面修上七世才能成功。到了大乘就没有那么困难了，你自己修不成不要紧，菩萨会来救你，佛也会来救你。到了密教，就更容易了，贪嗔痴并不是什么坏东西，你不必要把他们都戒掉，而只要想法把它们都转变成修法的道路，它们就会变成修法的方便。换句话说，你有欲望，不必压抑住，把欲望实现了，同时也就超越了这个欲望，你就成佛了。所以，包括男女双修在内的密教修法，在显乘是严格禁止的，到了密乘不但不需要禁掉，而且变成一种修佛的境界，一条更方便、更快捷的成佛之路，这就是密宗和显宗的主要区别。

一边风花雪月，阅尽人间春色，一边自称是达赖喇嘛的密友，每天要打坐、念佛。他出了很多书，也是在纽约“Tibet House”的创始人之一。有一年好像奥斯卡发奖的时候，他就在台上讲，希望邓小平先生也在看这个奥斯卡颁奖会和应当怎么改变西啊藏政策诸如此类的话。

在今日这个世界，获取文本、信息并不难，但要自觉自愿地跳出诠释学循环”却很难。人们习惯于根据自己的“背景书”来阅读他入的文本，收集有关他人的信息常常是为了证实他们头脑中早已先入为主的有关他人的观念的正确性。对与他们既定的观念不相符合的信息，他们可以像马可・波罗当年对中国的筷子一样熟视无。要打破这种“诠释学环”、既需要道德勇气，更需要“语文学”方法

从自己学习和吸收上述这些学术偶像之学术成就的经历中，我深深感到不管身处哪个学科、在作什么样的课题研究，用语文学的方法作仔细的文本研究应该是每一位学者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功夫。特别是对初入学界的新人而言，要想不在茫茫学海中迷失方向，用语文学的方法老老实实地作文本研究无疑是一个相对安全、可靠的定位方式。这样的方式不但能够使人得到最基本的学术训练，而且其学术成果也最具原创性，能够给读者提供新的知识。而学术研究最理想的方法应该是理学和朴学的完美结合。一部精致、复杂的语文学著作，如果缺乏哲学和思想的意义，终难脱离匠人之气，缺少思想和智识的力度和挑战。而一位学者若完全缺乏对文本作语文学研究的能力和耐心，只专注于空洞的理论探索和哲学思辨，则他既不可能写出有丰富的实际内容的好作品，也永远不可能创造出能给人以启发的新理论。描述和解释作得再完美、再迷人，也只是一种形式的变换和更新，无法替代扎实、精致的文本研究。作学术研究只重视理论、解释，而轻视甚至舍离对文本的语文学研究，则是舍本求末，或能眩人耳目、哗众取宠，但不会给我们带来新的知识，也不会给学术研究带来实质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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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书所录系作者对国学、“西藏问题”和学术方法等热点问题的思考，发表以来深受学界和文化界好评。作者的“大国学”理念别具一格，对“语文学”的阐释和倡导发人深思。长达十六年的海外游学经历，结合扎实的专业知识背景，使作者对国际视野中的“西藏问题”有非常透彻和独到的见解。通过对一个西方后现代的乌托邦神话——“虚拟的西藏”（即香格里拉）的解构，作者为世人理解西藏、西藏文化和所谓“西藏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