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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性是一种动态的联系。它是对自 己、对他人、对世界的一种定位。移动性 是独特的，也是无处不在的。它可能出现在任一事物中。但是重要的是，它经常发 生在与某些事情和某些人的联系中。本书阐述了各个学科对于移动性的不同理解， 包括研究移动性的不同方法，同时也解释 了移动性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意义。

彼得•阿迪（Peter Adey），英国人文地理学家，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教授，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组（SCGRG）主席。研究领域主要为空间、安全和移动性的交叉，以及文化地理、政治地理。基于这些方面的研究，其在艺术和社会科学界提出并发展出了“新移动性”范式。其著作《空中生活：空间、移动性、影响》（Aerial Life: Spaces, Mobilities, Affects）获得了2011“监测研究图书奖”（The Surveillance Studies Book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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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与凯尔（Ali and Keil 2007,2008）认为多伦多和香港之间日益强化的物质连通性，替SARS传播创造了广大的全球路线和管道。在这个脉络里，行动者网络（Latour 1993）的拓扑几何学，提供一种将这些连通性加以视觉化的适当方法。物体、猫、人员、空调、空间，都成为疾病通行的行动辅具（Keil and Ali 2007:849）

人类学家英顾尔德（Ingold 2004）指出，一个人穿梭于世界移动的方式，如何几乎总是受到步法（footwork）科技与技术的中介或改变。英顾尔德认为，我们对于世界及其环境的感知与认识，乃通过且伴随我们用来增进或协助沿途旅程的各种科技补缺术而发生。...环境经由个人体现的移动性而被感知，而移动性又被能够增进、改变或削弱内心经验的客体所中介。

接受人机合体（cyborg）（Haraway 1991； Lupton 1999）形象的中介身体，移动身体突然成为移动的“补缺主体”（Lury 1997）；当身体伴随并纳入科技与物件装配而移动时，补缺主体的移动性可能获得提升、改良和加速，或者，遭到减缓、妨碍和挫折。

编辑推荐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观点是：尽管人们为了不同的目的，各持立场，但是人文地理学研究者可以把握的是，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具有相互理解和沟通的共同本性。

启动“人文地理学译丛”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对中国大陆地理学发展的重要贡献。国内目前尚未有相似的译丛，只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当代地理科学译丛”包含一些人文地理学译作。其中一些译作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媒体评论

人文地理学为何？由于当代中学地理教育的普及，中国人普遍知道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但是许多人并不了解，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地理学发展历史并不长，它是在 19世纪近代地理学出现之后，方出现的一个学科领域或学科分支。人文地理学主要分析地球上人类活动的空间特征、空间过程及其规律性。例如，分析某个地方可以发展何种农业类型，哪里的村庄可以变为大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区范围要划多大，一些国家为何要建立联盟等。世界上不只是地理学家关注空间和区域问题。例如，著名历史学家 I.沃勒斯坦在其巨著《现代世界体系》中，就提到了不同时期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著名社会学家 A.吉登斯也强调空间和地理这两个概念的重要性。

早期，一批中国学者将西方人文地理学引入中国。在国家图书馆藏书目录中能查到的*早的、汉语的人文地理学著作是张其昀先生编写的《人生地理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在 1926 年出版；*早的汉译人文地理学著作大概是法国 Jean Brunhes的《人生地理学》。Jean Brunhes*早有多种译法，如白吕纳、布留诺、白菱汉，今天中国学者多采用*种译法。白吕纳是法国维达尔学派的核心人物。《人生地理学》由世界书局在 1933年出版，译者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地理系的谌亚达先生。 

20世纪前半叶，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心在欧洲大陆，德国和法国是重要的学术基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心逐渐转移到英美。西方人文地理学在质疑和自我反思中不断前行，发展出丰富的学术概念和彼此补充的学术流派。不过，自 20世纪 50年代初到 20世纪 7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人文地理学发展只有“经济地理学一花独放”。这是因为有些学者意识到，世界上没有客观的人文地理学知识和理论，而西方人文地理学大多是为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服务的，因此不必学习之。中国大陆当时的意识形态也没有为人文地理学提供相应的发展空间。许多留学归来的人文地理学者不是转行，就是缄默。感谢改革开放，它给了人文地理学新的发展机遇。李旭旦先生 1978年率先倡导复兴人文地理学，使其在中国大陆获得了为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的机会。多年后人们发现，李旭旦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默默关注着国外人文地理学的进展。 1976年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开山之篇《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在美国发表后，李旭旦先生就积极学习并把它翻译了出来。 2005年，南京师范大学的汤茂林教授整理、补译了李旭旦先生的译稿，并加以发表。

人文主义地理学与经验—实证主义地理学、结构主义地理学等，同属于人文地理学的流派。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观点是：尽管人们为了不同的目的，各持立场，但是人文地理学研究者可以把握的是，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具有相互理解和沟通的共同本性。

启动“人文地理学译丛”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对中国大陆地理学发展的重要贡献。国内目前尚未有相似的译丛，只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当代地理科学译丛”包含一些人文地理学译作。其中一些译作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2014年的春天，北师大出版社的胡廷兰编辑找到我，商议启动这套译丛。她为了节省我的时间，约好在我上课的教八楼门口见面。教八楼前有北师大校园中*精巧的花园。那天早上，她从东边步入花园，青春的身影映在逆光中，格外美丽。一年后，她因病去世。我对她生病的事情竟毫不知情，以致没能与她*后告别。后来，出版社的谭徐锋先生、宋旭景女士、尹卫霞女士先后接替此译丛的工作。本套丛书的译者多为我的同仁、学生，他们认真的工作态度，令我敬佩。

译丛*早的名字是“人文主义地理学译丛”，仅仅囊括人文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著作。当初，我联系了国际上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段义孚（ Yi-Fu Tuan）、布蒂默（ Anne Buttimer）、莱（ David Ley）、赛明思（Marwyn S. Samuels)、雷尔夫（Edward C. Relph)、西蒙（David Seamon)等，这些学者都推荐了自己的代表作。后来，为了能持续出版，译丛更名为“人文地理学译丛”。本译丛包括的著作观点纷呈，读者可以细细品读，从中感受人文地理学观点的碰撞。人文地理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碰撞中，不断发展着。

 周尚意 

2019年深秋

书籍介绍

移动性是一种动态的联系。它是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的一种定位。移动性 是独特的，也是无处不在的。它可能出现在任一事物中。但是重要的是，它经常发 生在与某些事情和某些人的联系中。本书阐述了各个学科对于移动性的不同理解， 包括研究移动性的不同方法，同时也解释 了移动性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