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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紫色香味的小说》讲述了两位作家乔斯林•塔拜特和帕克•斯帕罗之间的故事，并揭露了一些文学圈、出版界的阴暗面。小说以帕克•斯帕罗的*人称视角，讲述了两个醉心于文学的好朋友同时出道，发展轨迹却截然不同：塔拜特依靠写剧本偶然出名后，文学道路越来越顺，人到中年已经成为了国民作家。而比他先在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斯帕罗出版了几部小说却始终郁郁不得志，直到有一次斯帕罗偶然在塔拜特家中读到了一部小说初稿，在一阵难以抑制的冲动下，斯帕罗做出了改变两人命运的举动。

我的紫色芳香小说

My Purple Scented Novel

更广阔更自由的写作——麦克尤恩谈文学

伊恩•麦克尤恩（1948—），本科毕业于布莱顿的苏塞克斯大学，于东英吉利大学取得硕士学位。从一九七四年开始，麦克尤恩在伦敦定居，次年发表的部中短篇集就得到了毛姆文学奖。此后他的创作生涯便与各类奖项的入围名单互相交织，其中《阿姆斯特丹》获布克奖，《时间中的孩子》获惠特布莱德奖，《赎罪》获全美书评人协会奖。近年来，随着麦克尤恩在主流文学圈获得越来越高的评价，在图书市场上创造越来越可观的销售纪录，他已经被公认为英国的“国民作家”，他的名字已经成为当今英语文坛上“奇迹”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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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与伦比。他至今最好的作品。比我记忆力读过的任何当代小说都好。如果说它具有托尔斯泰式的野心，那它同时也是现代之一的，技术上秉承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路数。

这里，我得承认，我进入了乔伊斯的那个永恒的想象空间。这里我指的是乔伊斯小说集《都柏林人》里的那篇《死者》。

就像《儿童法案》的故事一样，我也突然收到了一个礼物，开篇的第一句话进入了我得脑海：“我头朝下，在一个女人的身体里。”

我并不只想讲一个哈姆雷特的故事，我的野心更大，我希望子宫里面的那位是莎士比亚。

所以，她给我儿子一个C。我觉得老师的任务并不是同意或不同意学生的看法，而是应该看学生如何叙述并证明他的观点。

无与伦比。他至今最好的作品。比我记忆里读过的任何当代小说都好。如果说它具有托尔斯泰式的野心，那它同时也是现代主义的，技术上秉承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路数。欢乐抑或悲伤的段落此起彼伏。他的文体比以前更优美动人。这小说写得深谙世故；它把伦敦给我们；把二十世纪给我们。他对于五个中心人物的描写，如此真实，如此富有光彩，让我深深折服。我觉得，这样的人我一直都认识。有时候他们似乎离我太近了，太真实了。结局——整整写了五十页——如同一部交响曲，徐徐展开华彩乐章，那么悲伤、节制而坦诚，看得我热泪盈眶。不仅因为人物的困境，而且因为这美妙绝伦的整体架构，因为小说对于爱情、追悔和命运的憬悟，对于人性之虚弱所怀有的温暖的同情。

编辑推荐

《我的紫色芳香小说》是为庆祝麦克尤恩七十岁生日而创作出版的一部短篇小说。英国文坛半个世纪的变迁被剪成碎片，均匀地洒在字里行间。我们看到文学如何与人生交缠，虚构如何侵入真实，善恶如何被时光消解。这则短篇小说结构平衡、布局巧妙，节奏流畅，故事充满了麦克尤恩标志性反转，堪称为短篇小说教学典范。另外，书中还附上了一篇去年。

书摘插图

你应该听说过我的朋友，曾经名噪一时的小说家乔斯林•塔拜特，不过我估计他的记忆已经日渐衰退。时间对于名声，有时显得冷酷无情。你想起他来，也许会依稀记得一桩丑闻，以及颜面扫地的窘境。你以前从没听说过我，当年我只是默默无闻的小说家帕克•斯帕罗，直到我的名字与他的名字公开地联系在一起。在某些深谙内情之人看来，我们俩的名字其实一直牢牢地粘在一起，就像跷跷板的两端。他升上去的时候，恰巧我降下来——尽管这事儿并不是他造成的。接着，他颓然堕落，而我在世俗意义上大获成功。我不否认，这里头有恶行。我偷了一段人生，也不打算物归原主。这几页纸，你大可看成是一份供词。要把这事说清楚，我得回到四十年前，当年我们俩的人生开开心心、完完全全地交叠在一起，而且似乎摆好架势，准备双双奔向有福同享的未来。我们上同一所大学，念同样的科目——英语文学——个短篇都发表在那种名叫“目中尖刀”（可这算什么名字啊？）之类的校刊上。我们野心勃勃。我们想当作家，当著名作家，甚至是伟大的作家。我们一起度假，读对方的短篇小说，作出慷慨的、言无不尽的评论，跟对方的女朋友上床，甚至，有那么几次，还努力培养兴趣，试着发展一段同性恋情。如今我又胖又秃，但当年可是顶着一头鬈发，身材也修长。我长得像雪莱，我喜欢这么想。乔斯林高个子、金头发，肌肉发达，下巴轮廓坚实有力，活脱脱的“超人纳粹”形象 。不过，他对政治一点儿兴趣都没有。我们俩的那点风流事，只是摆几个波西米亚式的体位而已。我们以为这么搞搞，会让我们显得更迷人。事实上，一看到对方亮出阴茎，我们就觉得恶心。我们几乎什么也没干，可我们很乐意让别人以为我们干了好多。这些波折对我们在文学上的情谊毫无影响。当时我可没觉得我们俩有什么正儿八经的竞争。不过，回首往事，我得说，起初我可是走在前面的那一个。是我，首先在一本真正的成人文学杂志——《北伦敦评论》上发表了作品。大学行将毕业之际，我拿到一等学位，乔斯林是二等。我们认定，诸如此类的事情无关紧要，后来事实证明也确实无关紧要。我们搬到伦敦，都住在布里克斯顿的小单间里，彼此只隔着几条街。我发表了第二个短篇，所以看到他总算发表了个，还松了口气。我们继续定期碰面，喝得烂醉，读对方的作品，混进了同样的气氛愉悦、却遭到主流压制的文学圈。甚至，几乎在同时，我们开始给正统的全国性媒体写评论。大学毕业后那两年，是我们那充满兄弟情谊的青春岁月的。我们都在迅速成长。我们都在写个长篇，有很多共同之处：性，乱，一丁点末世意味，有点暴力，有点时髦的颓废，善于开漂亮的玩笑，把年轻男女之间所有可能搞砸的事情都调戏一通。我们很快乐。什么也挡不了我们的道。然后，有两件事情冒出来挡了道。乔斯林瞒着我写了一个电视剧本。当时，在我看来，这样的玩意是在我们的水准之下的。我们顶礼膜拜的是文学的殿堂。电视只是娱乐，是庸众的糟粕。那剧本很快就投入制作，由两个明星出演。剧本写得激情洋溢，关乎高尚的事业——帮助流浪者和失业者——可这个话题我从来没听乔斯林提过一句。电视剧大获成功，他被人广为谈论，一夜成名。人们期待他的个长篇问世。这些事情原本也无关紧要，可偏偏我在同时遇上了阿拉贝拉——她宛若一朵英伦玫瑰，丰润而爽利，冷静而幽默，直到今天，她也仍然是我的妻子。在此之前，我有过一打情人，但遇上阿拉贝拉之后再没有乱来。我需要的一切，性也好，友谊也好，冒险也好，变化翻新也好，她都能给我。如是激情，本身倒也不至于把我和乔斯林拆散，或者让我就此放下野心。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阿拉贝拉本性仁厚，不会争风吃醋，简直能够包容一切，而且，从一开始她就喜欢乔斯林。事情之所以会发生变化，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孩子，一个叫马特的小男孩，在他过一岁生日那天，我和阿拉贝拉结了婚。我在布里克斯顿租的房子再也不够我们仨住了。我们往南搬，深入伦敦西南邮政区，先是到西南12区，再到西南17区。从那里到查令十字街，你得先在郊区走上二十五分钟，再坐二十分钟的轻轨。如果光靠我自由撰稿，生活将难以为继。于是我在本地的一所大学里找了一份兼职。阿拉贝拉又怀孕了——她热爱怀孕。当我个长篇出版时，我在大学里的兼职工作渐渐成了全职。小说有人赞赏；也有温和的批评。六周之后，乔斯林的部长篇面世——旋即大获成功。虽然销量也并没有甩开我一大截（那年头，销量基本没什么要紧），但他的名字已经自带光环。坊间渴望聆听新声初啼，而乔斯林•塔拜特唱得远比我甜美动人。他的长相也好，身高也好（说他纳粹不太公平——那就改成布鲁斯•查特温 吧，再加上一点米克•贾格尔 皱起眉头的冷峻模样），抑或他频繁更换亮眼女友的作派，乃至他开的那辆高价名爵老爷车，都是他走红的原因。我是不是嫉妒了？我觉得不是。我当时爱着三个人——孩子在我眼里是何等圣洁。他们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让我着迷，而且阿拉贝拉也一如既往地让我神魂颠倒。她很快又怀孕了，于是我们举家北迁，搬到诺丁汉。我既得教书，又得承担家务，所以第二部长篇足足写了五年。这一部有人赞赏，比上一回多了一点儿；有人批评，比上回少了一点儿。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记得上一部。

前言

导读跷跷板的致命倾斜 

以七十岁生日的名义，人们惯常的做法是吃蛋糕开派对或者环游世界，但英国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庆贺是麦克尤恩式的。他出版了一部小说，小说的标题里也有“小说”，还是“紫色的、芳香四溢的”小说。《我的紫色芳香小说》（My Purple Scented novel）篇幅很短，早发表在2016年三月份的一期《纽约客》杂志上。小说的缘起其实不太“文学”，而是与一个跨界的命题作文有关：2016年，为了筹备一个在米兰举行的艺术展，德国策展人托马斯•德曼（他更为知名的身份是摄影家）邀请麦克尤恩写一个能纳入展会目录册的故事，故事必须围绕一个吊诡的主题：The Stolen Image。好作家，尤其是像麦克尤恩这样以技术见长的作家，从来不惧怕命题作文。陌生而逼仄的规定情境，常常成为刺激作者炫技的舞台。Image这个词义项驳杂，在艺术展览的语境中容易想到的解释是“影像”。到了麦克尤恩笔下，这个词就延展出更多的诠释空间。读完整部小说以后，我觉得，也许取image的另一个义项，把主题翻译成“被偷走的偶像”是恰当的。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小说家。小说的段是一条闭合的情节线，乍看之下，似乎把这个本来就不长的故事进一步浓缩梗概了：

“你应该听说过我的朋友，曾经名噪一时的小说家乔斯林•塔拜特，不过我估计他的记忆已经日渐衰退。时间对于名声，有时显得冷酷无情。你想起他来，也许会依稀记得一桩丑闻，以及颜面扫地的窘境。你以前从没听说过我，当年我只是默默无闻的小说家帕克•斯帕罗，直到我的名字与他的名字公开地联系在一起。在某些深谙内情之人看来，我们俩的名字其实一直牢牢地粘在一起，就像跷跷板的两端。他升上去的时候，恰巧我降下来——尽管这事儿并不是他造成的。接着，他颓然堕落，而我在世俗意义上大获成功。我不否认，这里头有恶行。我偷了一段人生，也不打算物归原主。这几页纸，你大可看成是一份供词。”

无情的、近乎自嘲的剧透。时间地点人物事情，起承转合，看起来全交代清楚了，但同时又发展出一个更大的悬念——我们知道事情发生了，但它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这是典型的戏剧性悬念，每一个读者都被直接带入戏剧情境，如同刚刚看完一场手法飞快的魔术表演——在你目瞪口呆的时候，作者微笑着问你，怎么样，要不要再看一遍？接下来，我们来个慢动作。类似的开头，在麦克尤恩近年的写作中，至少出现过两回。《在切瑟尔海滩上》，他直接把整个故事的核心推到读者眼前：“他们年纪轻，有教养，在这个属于他们的新婚之夜，都是处子之身，而且，他们生活在一个根本不可能对性事困扰说长道短的年代。话说回来，这个坎儿向来都不好过。”《甜牙》更彻底，它的结尾就是它的开头：“我叫塞丽娜•弗鲁姆（跟“羽毛”那个词儿押韵），约莫四十年前，我受英国军情五处派遣，履行一项秘密使命。我没能安然归来。干了十八个月之后，我被他们解雇，非但身败名裂，还毁了我的情人，尽管，毫无疑问，他对于自己的一败涂地也难辞其咎。”读完全书，你会发现这些交代千真万确，但它其实只是事情的一面——你必须原原本本地把整套戏法的“慢动作”全部放完，才能翻过来，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凭借着麦克尤恩强大娴熟的技术能力，《我的紫色芳香小说》也必然会以一种简洁实用而又出乎意料的方式，解决这个“事情何以发生”的问题——围拢在魔术师身边的观众，照例会得到戏剧性的满足。在此，我们无须先行拆穿戏法机杼，只需要注意一点：这篇小说借用的机关，是虚构艺术中一个常见的故事型——“交换人生”。小说开头的位于“跷跷板两头”的主人公，以及一个被另一个“偷走的人生”，都是这种类型的关键特征。不过，在小说大师的殿堂里，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奥妙不同。在大仲马笔下，交换人生的先决条件是孪生兄弟的相同面貌（《布拉热洛纳子爵》，即我们熟悉的“铁面人”的故事）；在海史密斯的笔下，身份的李代桃僵则需要通过伪造文件、长途旅行等现代手段来实施（《天才雷普利》；到了麦克尤恩的这部小说里，一个小说家与另一个小说家之间的“跷跷板的致命倾斜”，当然必须通过他们的作品，那本“紫色的、芳香四溢的”小说来实现。由此，难得地，七十岁的麦克尤恩在这篇小说的写作中进入他舒适的区域。主人公的年龄、身份、熟悉的人事物，都与他相仿。英国文坛半个世纪的变迁被剪成碎片，均匀地洒在字里行间。这个故事当然关乎道德，窃名逐利者的逍遥法外让人无法不被文学生态圈的荒诞所震撼——但它更关乎时间。在小说里，作者、读者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是黑色的，是讽刺的，但也是怀旧的，伤感的。我们透过一层薄雾往里看，看到文学如何与人生交缠，虚构如何侵入真实，善恶如何被时光消解。因此小说写到后，出现了这样辛酸而动人的，带着悠远回音的段落：

“有时候，深夜，我和他围炉而坐（那是个很大的壁炉），喝着酒，把这桩古怪的陈年轶事——这场灾难——翻出来，于是，他又跟我讲起了他那套经过多年打磨的理论。我们的人生，他说，总是交织在一起。万事万物，我们都讨论过一千遍。我们读一样的书，经历过、分享过那么多事情，所以，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象以某种奇特的方式熔铸在一起，以至于，终，或多或少地，我们写了同样的小说。”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麦克尤恩何以选择这个绝妙的文本，既完美地诠释“偷走的偶像”的题中之义，又作为他本人七十年文学人生的幽默注解。合上这部短小精悍的小说，我们简直能想象麦克尤恩把“虚构”幻化成人，依稀听见他与之互相击掌、调侃的笑声。他的文学观，对虚构本质的感悟，以及他那些鲜明的技术特点——相对中性的笔调，大信息量，纯熟老练的经验主义态度，关注问题复杂性胜于尖锐性的倾向，甚至在故事结构中善于设计“麦克尤恩式瞬间”的方法——都在小说里清晰可见。以至于，当我翻译完小说的后两个字“干杯”时，真想隔着欧洲大陆和英吉利海峡，也给七十岁的伊恩•麦克尤恩先生敬上一杯。生日快乐，麦老师。

黄昱宁2018年6月21日

书籍介绍

★ 英国国民作家麦克尤恩七十岁生日庆贺之作

★ 一幅文坛浮世绘，两段被交换的人生

《我的紫色芳香小说》讲述了两位作家乔斯林•塔拜特和帕克•斯帕罗之间的故事，并揭露了一些文学圈、出版界的阴暗面。小说以帕克•斯帕罗的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两个醉心于文学的好朋友同时出道，发展轨迹 却截然不同：塔拜特依靠写剧本偶然出名后，文学道路越来越顺，人到中年已经成为了国民作家。而比他先在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斯帕罗出版了几部小说却始终郁郁不得志，直到有一次斯帕罗偶然在塔拜特家中读到了一部小说初稿，在一阵难以抑制的冲动下，斯帕罗做出了改变两人命运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