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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丛书之一种，收录当代著名作家王蒙中篇小说代表作。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于1956年，讲述青年教师林震调到区委会组织部后，在工作中遭遇挫折的故事。小说大胆干预生活，对党委机关内部滋长的官僚主义敲起了警钟，发表后引发巨大轰动。

《布礼》与《如歌的行板》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都是通过追述革命知识分子的人生沉浮展示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走过的曲折道路，深切反思历史教训，深入剖析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灵魂。

三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少年布尔什克，与作者的身份、经历有某种相似性，在他们身上都体现了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对理想、对信仰的执着与坚定，贯穿着鲜明的理想主义精神及强烈的自省意识，在当下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布礼

如歌的行板

“新人”变奏曲——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布礼》人物形象读解  何

王蒙，1934年10月出生于北京，1948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1949年开始从事青年团工作。1953年开始文学创作。1956年，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全国引起轰动。1958年被划为右派，此后多年失去发表作品的权利。1963年到新疆，曾任文学杂志的编辑。1965年，任新疆伊犁巴彦岱公社二大队副大队长。1978年，恢复党籍并大量发表、出版新作。1993年出版文集10卷，2003年出版文存23卷，2014年出版文集45卷，2020年1月出版《王蒙文集》50卷。1987年获得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与日本创价学会和平与文化奖，并成为约旦作家协会名誉会员。2015年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获得茅盾文学奖。

2003 年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荣誉博士学位。2009年获澳门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17年获日本樱美林大学博士学位。   

    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王蒙“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王蒙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现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出访过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多部著作被译为多个语种在海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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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蒙是当代文坛上创作*为丰硕、始终保持创作活力的作家之一。作为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文学创作者，他用深情的笔触，描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文化的繁荣兴盛，见证并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2019年9月17日，王蒙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本书所选的三部作品均为王蒙代表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于1956年，讲述青年教师林震调到区委会组织部后，在工作中遭遇挫折的故事。小说大胆干预生活，对党委机关内部滋长的官僚主义敲起了警钟，发表后引发巨大轰动。《布礼》与《如歌的行板》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都是通过追述革命知识分子的人生沉浮展示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走过的曲折道路，深切反思历史教训，深入剖析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灵魂。

媒体评论

贾平凹在一个场合说过:我是一个农民。王蒙就说如果任何人都给自己一个定义的话，我想我自己是一个学生，这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让我对他充满敬意，因为这绝不是虚假的谦虚。这要比他说自己是一个学者来得真切。历经苦难后永不言败的激情、活力、情感、智慧、燃烧，这些词用在他身上并不过分，这些都是令人感佩的。

——铁凝（中国作协主席）

用一个词来形容王蒙的创作道路就是“风雨兼程”，他是新时期*活跃的、始终处在生长攀登状态的一个代表，这是作为作家*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他的创作在内容上，既有一种触动感情的自由抒发，也有对文学创作道路上的思考。

——张炜(山东省作协主席)

王蒙作品中*让人着迷的地方就是通过文字透露出来的文学内涵和语言感受。文学的内涵或许需要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和人物苦难的理解，而他的小说在语言上则有一种震撼力，就好像集束炸弹轰炸带给人的感觉。

——周大新(著名作家)

前言

“新人”变奏曲

——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布礼》人物形象读解  

何向阳

王蒙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写于1956年，这部小说奠定了他的写作之路。现在回头看，这部小说是至今仍在坚持创作的王蒙年轻时期的里程碑之作，这部作品里面包含了太多关于王蒙的创作信息，或者秘密，在此后多年的文学研究者那里，它不仅是对于王蒙，也是对于时代，两者都绕不过去的一部小说。

这部小说之于文学史的重要性，我的看法，是它塑造了一个叫“林震”的新的人物，这个“新人”在此前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很少见到，可以说是文学史中“罕见”的。许多年前，在思索这个人物时，我一直想以“新人”为林震命名，但在我们熟悉的当代文学史中，“新人”形象似乎又不是林震这样的，而是——后来研究者熟知的——比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或者《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他们是革命的产儿。而林震呢？他置身于的这部小说在一个时期都遭到了误解，那么，它的主人公曾被误读更成了“顺理成章”之事，所以，又何谈“新人”呢？直到在2020年7月中国作协召开的全国乡村题材文学创作会议上，评论家孟繁华发言言及“新人”形象塑造，再提林震，令我一震。原因在于这次会议是关于乡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以这个范畴言说，似乎谈不到林震，而且王蒙也不是擅长写乡村的小说家；从文学史的范畴来讲，王蒙的写作一直是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形象在其小说中是一以贯之的；而“一震”的另一原因在于，孟繁华从“新人”出发，为之命名，有着“挑战”“拆解”或“补充”文学史中对于“新人”形象的论证边界的“僵硬”或是“不足”的意味。他的看法，与我以往对于“新人”边界的拓展性的看法不谋而合。

如此看来，将“林震”作为“新人”来理解并不止我一人。那么，这个新人，他“新”在哪里？

林震是一个在旧有小说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的文学形象。他的“新”的层意义在于，其人物形象本身就是对旧有文学的突破。这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年轻党员，同时也是一个党员知识分子，一个新中国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干部，与之前有的这类文学形象不同的是，原有的党员知识分子、青年干部，在文学中或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或在斗争中已经相对成熟已磨砺为年轻的领导者。林震不然，他年轻，在成长中，还处于对新的工作环境的适应期，对新的相对陌生的组织岗位保有着新鲜感，但也正是他的不成熟，使得他的单纯是可爱的，他没有那些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干久了的老同志的世故和疲沓，他永远是向上的，是寻求真实真理的，对于他认为不对的事情，他是要不含糊地站出来的，对于别人针对他的不友善的挤对和暗算，他也是要挺身而出的。他的身上，保有着信仰的坚定，保有着对工作的真诚，保有着对同事的热忱，他是那样积极有为，像一团年轻的火焰，热烈地燃烧着自己。这样的人物，难道不能用“新人”为之命名吗？相对于鲁迅笔下的《孤独者》和《白光》中的旧式知识分子，林震算得上是文学史上的“新人”；相对于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小琴等要求新生活的“新农民”，林震是文学史上知识干部中的“新人”；相对于林道静等在艰难岁月中几经磨砺而终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的知识分子，林震更是在新中国新的建设环境中不弃初心、保持自己坚定信念、纯洁品质的“新人”。这样的“新人”，其实是有待于我们的文学评论家、文学史研究者去进一步认识的。林震，就是时隔他被创造出来近六十五年之后再去看，你还是会被他的纯洁、正直和纯粹感动。这样的人物仿佛永不再来？不，这样的人物已经活在我们之中。

让我们一起怀有敬意地来看一下这个“新人”吧。

现在二十二岁，他的生命史上好像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连给某个姑娘写一封信的事都没做过。

林震口袋里装着《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兴高采烈地登上区委会的石阶。他对党的工作者（他是根据电影里全能的党委书记的形象来猜测他们的）的生活，充满了神圣的憧憬。

……四月，东风悄悄地刮起，不再被人喜爱的火炉蜷缩在阴暗的贮藏室，只有各房间熏黑了的屋顶还存留着严冬的痕迹。往年这个时候，林震就会带着活泼的孩子们去卧佛寺或者西山八大处踏青，在早开的桃李与混浊的溪水中寻找春天的消息。区委会的生活却不怎么受季节的影响，继续以那种紧张的节奏和复杂的色彩流转着。当林震从院里的垂柳上摘下一片多汁的嫩芽时，他稍微有点怅惘，因为春天来得那么快，而他，却没做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来迎接这个美妙的季节……

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围绕于林震周边的一些人，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衬托着这个可以说是不谙世故的“新人”。

批评会上，韩常新分析道：“林震同志没有和领导商量，擅自同意魏鹤鸣召集座谈会，这首先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林震不服气，他说：“没有请示领导，是我的错。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但不去主动了解群众的意见，反而制止基层这样做。”

“谁说我们不了解？”韩常新跷起一条腿，“我们对麻袋厂的情况统统掌握……”

“掌握了而不去解决，这正是痛心的！党章上规定着，我们党员应该向一切违反党的利益的现象作斗争……”林震的脸变青了。

——这是林震与韩常新的冲突。

“是的，见到你，我好像又年轻了。你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和一切坏现象作斗争……”

——这是赵慧文对林震的感叹。

难道自己真的错了？真的是莽撞和幼稚，再加几分年轻人的廉价的勇气？也许真的应该切实估量一下自己，把分内的事做好，过两年，等到自己“成熟”了以后再干预一切？

——同时也伴有林震自我认识中的些许怀疑。

“为什么您把现在的工作看得和小说那么不一样呢？党的工作不单纯，不美妙，也不透明么？”林震友好而关切地问。

刘世吾接连摇头，咳嗽了一会儿又站起来，靠到远一点的地方，嘲笑地说：“党的工作者不适合看小说……譬如，”他用手在空中一划，“拿发展党员来说，小说可以写：‘在壮丽的事业里，多少名新战士加入到了无产阶级的先锋行列，万岁！’而我们呢，组织部呢，却正在发愁：，某支部组织委员工作马大哈，谈不清新党员的历史情况；第二，组织部压了百十个等着批准的新党员，没时间审查；第三，新党员须经常委会批准，而常委委员一听开会批准党员就请假；第四，公安局长参加常委会批准党员的时候老是打瞌睡……”

“您不对！”林震大声说，他像本人受了侮辱一样难以忍耐，“您看不见壮丽的事业，只看见某某在打瞌睡……难道您也打瞌睡了？”

刘世吾的脸微微发红，他坐下，把肉片夹给林震，然后斜着头说：“那个时候……我是多么热情，多么年轻啊！我真恨不得……”

“现在就不年轻、不热情了么？”林震用期待的眼光看着。

“当然不。”刘世吾玩着空酒杯，“可是我真忙啊！忙得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解放以来从来没睡够过八小时觉，我处理这个人和那个人，却没有时间处理处理自己。”他托起腮，用质朴的人对人的态度看着林震，“是啊，一个布尔什维克，经验要丰富，但是心还要单纯……

——这是林震与刘世吾们的区分。

林震压抑着自己说：“老韩同志知道缺点的存在是规律，但他不知道克服缺点前进更是规律。老韩同志和刘部长，就是抱住了头一个规律，因而对各种严重的缺点采取了容忍乃至于麻木的态度！”说完，他用手抹了抹头上的汗，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敢说得这样尖锐，但是终究说出来了，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林震小声说：“是的，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我们工作中的麻木、拖延、不负责任，是对群众犯罪。”他提高了声音，“党是人民的、阶级的心脏，我们不能容忍心脏上有灰尘，就不能容忍党的机关的缺点！”

——心地单纯、不能容忍心脏上有灰尘的林震，在这个世上是多么可贵。他所小心并竭力维护的信念是多么可贵。以至于，我以为在视其为同道的赵慧文那里，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是纯粹而高尚的，是没有丁点灰尘的。正所谓是，德不孤，必有邻。

临走的时候，夜已经深了，林震站在门外，赵慧文站在门里，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她说：“今天的夜色非常好，你同意吗？你闻见槐花的香气了没有？平凡的小白花，它比牡丹清雅，比桃李浓馥。你闻不见？真是！”

又谁能否认，赵慧文本人也是“新人”中的一员呢？

同样，《布礼》中的钟亦成，也是这样一个“新人”。当然他的“新”要比林震更复杂一些。

钟亦成命运的改变，是从拢共不过四句的小诗《冬小麦自述》开始的。

野菊花谢了，

我们生长起来；

冰雪覆盖着大地，

我们孕育着丰收。 

然而特定条件下的误读，使得这首描写大自然四季转换的诗具有了不同的含义。以致在小说中的反右运动中，“……越揭越多，使钟亦成自己也完全蒙了。”“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新阶段，而一切的连续性，中断了。”《布礼》在1957年、1966年、1949年、1979年多个时空中展开，在不同的境遇中，钟亦成的角色是不断变化的，然而这不是他个人主观的变化，而是反右、“文革”、北平解放、改革开放尤其是前两种语境中他的“被动”的变化——被赋予的他。似乎在那两个语境中，他已不再是他，而是别个他，别人眼中的他？抑或是时间中被置换了的他？所以在小说中他要不断地回到对于自我身份也是人格确认的原点——1949年1月。他要找回被别人偷换了概念的那个原初的“他”。

“我们是新时代的主人，新社会的先锋”，那时的他是追求进步的少年，是光荣的地下党员，是带领着进步同学一道保护国家名胜古迹和人民的生命财产的组织者、参与者。“中国几千年的人吃人的历史就要结束了！天亮了！繁荣、富强、自由、平等、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的欣喜之下，这个“新人”是与新中国一起诞生和成长的。这个时刻的他的形象是明晰的——“钟亦成带领着一支由三十多个年轻的中学生组成的队伍走过来了。他们当中，的二十一岁，小的十四岁，平均年龄不到十八岁。他们穿得破破烂烂，冻得鼻尖和耳梢通红，但是他们的面孔严肃而又兴奋，天真、好奇而又英勇、庄重。他们挺着胸膛，迈着大步，目光炯炯有神，心里充满着只有亲手去推动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车轮的人才体会得到的那种自豪感。”

路是我们开哟，

树是我们栽哟，

摩天楼是我们亲手造起来哟，

好汉子当大无畏，

运着铁腕去消灭旧世界，

创造新世界哟，创造新世界哟！

歌声中的“新人”钟亦成与林震一样，他们站在一个队伍里。然而，有一天，这支队伍中有人要他出列，走出这个队伍，说他不配在这样的队伍里，这时的钟亦成所经历的人生之复杂，则是1956年小说中的主人公林震所意料不及的。

……凌雪回过头来，答道，她又高高举起右手，向钟亦成挥了一挥，她喊道：

“致以布礼！”

什么？布礼？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康姆尼斯特——共产党人的敬礼！钟亦成听说过，在解放区，在党的组织和机关之间来往公文的时候，有时候人们用这两个字相互致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还是头一次从一个活着的人，一个和他一样年轻的好同志口里听到它。这真是烈火狂飙一样的名词，神圣而又令人满怀喜悦的问候。布礼！布礼！黄钟大吕般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所以他要在对他误读的时代里，不断地回放这段记忆，那些亲历的画面，使得他一次次地在对自我的怀疑中坚定着信仰，那是对自己的来路的信念，对自己的起点与选择的信念。他不曾背叛。他不会背叛。以至于他面对着对他误读的“戴红袖章的青年们”，他仍要给他们一个合理的或是书生气的解释，“绿军装，宽皮带，羊角一样的小辫子，半挽起来的衣袖……他们有多大年纪？和我在一九四九年一样，同样是十六岁吧？十七岁，这真是一个革命的年岁！一个戴袖标的年岁！除了懦夫、白痴和不可救药的寄生虫，哪一个十七岁的青年不想用炸弹和雷管去炸掉旧生活的基础，不想用鲜红的旗帜、火热的诗篇和袖标去建立一个光明的、正义的、摆脱了一切历史的污垢和人类的弱点的新世界呢？哪一个不想移山倒海，扭转乾坤，在一个早上消灭所有的自私、虚伪和不义呢？十七岁，多么激烈、多么纯真、多么可爱的年龄！在人类历史的永恒的前进运动中，十七岁的青年人是一支多么重要的大军呀！如果没有十七岁的青年人，就不会有进化，不会有发展，更不会有革命。”这种宽容的理解里何尝不包含着对自我的另一番确认。

钟亦成之所以仍被我称为“新人”，原因在于他的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在1949年没有动摇过，在1957年、1966年更没有动摇过。与这个“新人”相对应的，是一个“灰色的影子”般的人。这个“灰影人”没有具体的名字，也没有鲜明的面孔，然而却一直是要让他的信念发生动摇的一种消极的思想。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了“新人”与“灰影人”的较量，就是在这种较量与斗争中，钟亦成真的“脱胎换骨”而无愧于“新人”的称号。所以，那样的篇章是这位已将自己锻炼成为“战士”的人的心绪的自然流露：

一九五七年——一九七九年

在这二十余年间，钟亦成常常想起这次党员大会，想起次看到的党旗和巨幅像，次听到的《国际歌》，想起这顿晚餐，想起送给他棉大衣的，当时还不认识、后来担任了他们的区委书记的老魏，想起那些互致布礼的共产党员。有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褪色，然而，这记忆却像一个明亮的光斑一样，愈来愈集中，鲜明，光亮。这二十多年间，不论他看到和经历到多少令人痛心、令人惶惑的事情，不论有多少偶像失去了头上的光环，不论有多少确实是十分宝贵的东西被嘲弄和被践踏，不论有多少天真而美丽的幻梦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也不论他个人怎样被怀疑、被委屈、被侮辱，他一想起这次党员大会，一想起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十年的党内生活的经验，他就感到无比的充实和骄傲，感到自己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共产主义是一定要实现的，世界大同是完全可能的，全新的、充满了光明和正义（当然照旧会有许多矛盾和麻烦）的生活是能够建立起来和曾经建立起来过的。革命、流血、热情、曲折、痛苦，一切代价都不会白费。他从十三岁接近地下党组织，十五岁入党，十七岁担任支部书记，十八岁离开学校做党的工作，他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他为之而斗争的信念是崇高的信念，为了这信念，为了他参加的次全市党员大会，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即使他戴着各种丑恶的帽子死去，即使他被十六岁的可爱的革命小将用皮带和链条抽死，即使他死在自己的同志以党的名义射出来的子弹下，他的内心里仍然充满了光明，他不懊悔，不伤感，也毫无个人的怨恨，更不会看破红尘。他将仍然为了自己哪怕是一度成为这个伟大的、任重道远的党的一员而自豪、而光荣。党内的阴暗面，各种人的弱点，他看得再多，也无法遮掩他对党、对生活、对人类的信心。

这样的“新人”，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可曾出现过？

“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是摆脱了一切卑污的个人打算和低级趣味的人。他有的勇敢，因为他把为了党的事业而献身看作人生的幸福。他有的智慧，因为他心如明镜，没有任何私利物欲的尘埃。他有的前途，因为他的聪明才智将在千百万人民的斗争事业中得到锻炼和成长。他有的理想——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他有的气度，为了党的利益他甘愿忍辱负重。他有的尊严，横眉冷对千夫指。他有的谦虚，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有的快乐，党的事业的每一点每一滴的进展都是他的欢乐的源泉。他有的毅力，为了党的事业他不怕上刀山、下火海……”

党课结束以后，钟亦成和凌雪一起走出了礼堂。钟亦成迫不及待地告诉凌雪：

“支部已经通过了，我转成正式党员。在这个时候听老魏讲课，是多么有意义啊。给我提提意见吧，我应该怎样努力？”

书籍介绍

“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丛书之一种，收录当代著名作家王蒙中篇小说代表作。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于1956年，讲述青年教师林震调到区委会组织部后，在工作中遭遇挫折的故事。小说大胆干预生活，对党委机关内部滋长的官僚主义敲起了警钟，发表后引发巨大轰动。

《布礼》与《如歌的行板》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都是通过追述革命知识分子的人生沉浮展示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走过的曲折道路，深切反思历史教训，深入剖析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灵魂。

三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少年布尔什克，与作者的身份、经历有某种相似性，在他们身上都体现了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对理想、对信仰的执着与坚定，贯穿着鲜明的理想主义精神及强烈的自省意识，在当下有很强的现实意义。